：2013年6月，斯诺登曝光美国窃听计划的棱镜项目，在国际上引起极大震动。其实，在新世纪以来的影视作品中，以“窃听”或情报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如《窃听风暴》、《全民公敌》等。这些影片中往往掺杂着较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常常通过“窃听”故事将敌对的窃听者和窃听机构描述为“自由”的敌人。然而在斯诺登事件中，我们看到，恰恰是美国这个以“自由”为标榜的国家，在实施着最为隐秘而广泛的“窃听”，这与上述影片中的意识形态指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让我们思考影视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表述问题，以及在新的科技条件下人类的自由与安全、民主表象与现实真相之间的矛盾关系。意识形态及其斗争没有终结。本期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

　　窃听故事比较有名的有《窃听风暴》、《全民公敌》、政治寓言小说《1984》及同名电影，以及各种间谍故事中涉及的窃听内容。现实生活中的窃听事件也不少，比如最近的斯诺登事件、前两年的默多克新闻集团窃听丑闻，历史上有名的水门事件，等等。无论是窃听事件，还是窃听故事，都可能有很多复杂的表述。在这些表述过程中，往往都会有选择性的意识形态植入，用某种特定的、有倾向性的观念，影响受众对事件的判断和思考。

　　《窃听风暴》是同类题材电影中非常成功的一部。这是一部2006年、即柏林墙倒掉17年之后拍摄的德国电影，故事时间是1984年，距离柏林墙倒掉大约5年。柏林墙的倒掉意味着冷战格局的改变，后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日裔美国人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历史从此终结，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终的、唯一的、合理的制度。这种观点代表了冷战结束后思想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和观念，反映的是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优越论。联系到丹尼尔·贝尔那本从1960年到2000年多次再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历史归于西方的思想观念由来已久，并在冷战后达到顶峰。

　　《窃听风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中产生的，因此是一部典型的后冷战影片，是胜利者对失败者一次居高临下的政治和道德审判。它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巧妙的艺术手法使意识形态的植入和表述自然流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压制了受众对历史与现实复杂性的思考，让观众很容易顺从影片的逻辑。电影中营造出上述效果的几大要素是这样设置的：象征高压统治的东德秘密警察，监听所有人；象征自由的艺术家群体；一个严谨缜密、善于窃听和审问，但良知未泯的、充满人性的秘密警察；还有一部带有隐喻色彩的音乐作品《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最终表达的就是人性和自由对专制极权的反抗，同时表达了两种意识形态：反面的是所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是西方知识分子最喜欢讨论的问题之一；正面的是自由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西方知识分子的解读中，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普世价值。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意识形态问题。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在哲学上源自英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这种知识传统通常把意识形态的内涵狭隘化，不仅把它政治化，而且刻意把它与所谓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出于冷战时期对苏联文化宣传的需要，西方把苏联的马列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而把自由主义宣传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无辜对手。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讨论意识形态理论和方法，最合适的起点就是对自由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分析。这是现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还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

　　最早明确地把这种思想归于意识形态并给予批判性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最早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就是指这种资产阶级的以普遍人性为基础的自由人道主义。马克思在批判和贬义的层面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并且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以普遍真理的面目出现，但实质上掩盖了特殊集团的利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在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产阶级的这种思想，是在对封建神学、宗教的斗争中，用普遍抽象的人和神圣的人性置换掉了上帝之后的结果。结果就是人成了神，因此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抽象人性就是它供奉的神。这就是我们在流行的大众文化里面通常会看到的，大家会以此作为评价艺术价值高低的最终标准。

　　简单说，这是马克思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时的第一重意义，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创造性贡献的一部分。马克思还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种研究人类复杂的精神现象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澄清人类思想观念的来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使思想观念去神秘化，找到观念背后的具体历史情境、社会根源和阶级基础，发掘出人类精神现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本性。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获得了极大的活力和理论延展的可能性。

　　此后，意识形态理论基本沿着两个路径发展，一个是虽然受到马克思的很大影响，但却是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他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出一套知识社会学，虽然知识社会学仍然把思想观念与社会历史情境的关系作为核心，却把意识形态理论中的阶级内容抛掉了，这样就把意识形态理论转变成了社会科学的一般性方法。另一条路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从列宁开始提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后，苏联、中国，比较侧重意识形态的建设性意义，通常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把文化思想领域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看待。

　　这个粗线条的梳理，大体包含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含义。重要的是，应当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对人类文化和思想现象本质的揭示具有历史意义。

　　《窃听风暴》成功地表述了后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成功地宣扬了自由人道主义价值观。而且，它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观念，本身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说它在艺术上成功，是因为这种普遍人性论的确能抓住人性的共通性，成功地激发人的情感，从而使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但在现实中，这种意识形态并不代表普遍的人的利益，仍然只是维护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

　　冷战结束以来，像《窃听风暴》这样以冷战为内容的故事减少了。在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直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争减少了，但资本在第三世界催生的新主义、民族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意识形态，构成了文明冲突论的基础。因此，意识形态远没有终结，被全球资本主义的冷战胜利所压抑的一切问题，都在不断地寻找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