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以绵延不绝的五千年文明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物遗产，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诞生于历史的传承中，如涓涓细流，温润着每个中华儿女的心灵，又神奇地化入我们的生活。

　　近几十年，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尤其是浙江良渚、山西陶寺、辽宁牛河梁、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和调查，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崧泽文化的时间与两河乌鲁克文化以及古埃及涅迦达文化大概相同，“崧泽-良渚”文明的发现，在世界古代文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文明的载体，国宝更是经过时光凝练、具有超凡价值的绝世精品。在某种意义上，国宝本身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一种精绝的工艺、一段风云变幻的传奇。

　　在欣赏文物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美不是奢华，美不是炫技，美不可与金钱等值。文物的美，是对历史、对传统、对文化、对生命的态度，是传统赋予我们继往开来的意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固然有着各式各样的珍奇之物，然而在中华文明中，“器”从来就是从属于“道”的。无论是玉器、陶器、青铜器，还是文房之器、瓷器、书画，都是寓大美于工巧，载大道于器具。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周礼·考工记》的论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开宗明义，提出制器的前提：“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周礼以器言礼、以器育人的传统，在战国工匠的实践中，通过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30个工种的工艺技法，被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考工记》中的“六齐”，即铜锡比例。专家测定“后母戊”大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考工记》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考工记》是总结了千百年来中华制器的传统智慧而成，更是此后千百代工匠奉为圭臬的经典。正是由于历代工匠善于把握天时、地气、美材、巧工的相互关系，才能做到物尽其用，用精当的人力物力，以自然为师，和造化之妙，才能够创造出千姿百艳的中华瑰宝，令万年以降的中华文物绽放出动人心魄的美。

　　三代以上，由于生产力落后，工匠制器主要是同生产和生活有关，即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原始的宗教和文明出现后，最精美的器物便成为宗教和权力的附丽。在这方面，无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青铜时代，中华文物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玉器、彩陶和青铜器。

　　中华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了中华历史进程的每个阶段。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为：“玉，石之美，有五德。”《周礼》把壁、琮、圭、璋、琥、璜等玉器作为“六器”、“六瑞”。中华先民认为，玉是山川的精华，是沟通天地的灵物，早在9000多年前，黑龙江饶河小南山的先民就制作出了精美的环、玦、管、珠、壁等玉器，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玉器组合，已经具有了礼制的萌芽。从良渚文化时代开始，以玉璧、玉琮为玉礼器，开启了“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理地”的礼玉文明。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玉礼器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文化发展到顶点。“比德于玉”的儒家文化，将玉石的温润、声清、光泽、质坚、纯洁，赋予了君子具备的仁、义、智、勇、洁五种美德，使玉石文化成为润泽万民的美好而温良的象征。

　　玉石在打磨中圆润，黏土在高温中成器。陶器在万年前的中国已经出现。华夏大地的各个文化区，根据自己独特的土质发展出不同的制陶工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仙人洞遗址、甑皮岩遗址，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兴隆洼文化、上山文化，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分别展现了我国西部、中部与沿海东部的史前文明特征。

　　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底层关系，从上到下，时间越来越久远。岳石文化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后李文化大约距今8500—7500年。

　　仰韶文化开启了闻名中外的彩陶文化时代，人们将矿物研磨绘制于陶胚之上，经火烧成后万年不灭。仰韶文化向西传播，生发了更为绚烂的马家窑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将鱼纹、鸟纹、蛙纹、几何纹等纹饰，以平衡、对称、连续、分割、重叠、放射、分离和联结的审美形式呈现，渐渐演化为后世丹青水墨的构图手法。由此，彩陶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不仅如此，经过粗陶、彩陶、黑陶、白陶的迭次演变，至商周时期，出现了以高岭土代替陶土、烧制温度达到1200℃的原始瓷器，并在多年后形成绚烂的瓷器文化。

　　在距今约4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古代先民们，逐渐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中国步入青铜时代。青铜的采矿冶炼技术很大可能是来自于异域，然而青铜技术一旦同中国的礼乐文化结合，便开放出富丽的青铜文明之花。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商代，“鼎物铸象”，目的是为追宗祭祖、维持法度。到西周时，“周公制礼”，更是器以藏礼、物以载道，青铜器的使用与配置需要同所有者的身份地位相符合。由此出发，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用途明确、富丽典雅、配套成列，通过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兽面纹、云雷纹等，展现出一种“狞厉的美”，从而使这些青铜器具有了超脱尘世的震慑力量。

　　两周时期的青铜器还有一个独特的价值，就是它的铭文。周人灭商后，利用大量铸有长篇铭文的青铜礼器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记述周王赐命，传遗子孙后代。在这些青铜器铭文中，有着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的重要资料，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可贵的资料可以起到证信古史、补苴史书缺佚的作用，而且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及上古语言文字有着重要意义。

　　墙盘，因墙在周朝做史官，又称“史墙盘”。 盘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垂冠分尾凤鸟文，凤鸟有长而华丽的鸟冠，鸟尾逶迤的长度，为鸟体的二至三倍，延长部分与鸟体分离，凤鸟纹象征着吉祥。墙盘内底部铸刻有18行铭文，共计284字，记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的家世，是1949年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

　　斗转星移，朝代更替。经过春秋战国的动荡分合，秦代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继之而起的汉代国力强大，其工艺美术也呈现出雄浑博大而又灵动瑰奇的风格，从礼制化的神秘威严转向人间现实和死后享受，涌现了诸多实用至上而自由活泼的器物，“序人伦，美教化”成为此后两千余年的人文表达主题。

　　秦汉时代以后，随着士的阶层、以及后来科举入仕阶层的崛起，与皇权和礼制相关的玉器及铜器固然仍发挥作用，但日常生活用品日益讲求赏心悦目、工巧细致，更有专供赏玩品鉴、陶冶情趣的艺术品出现。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琉璃、玛瑙、水晶等新的材质，金银错、镶嵌等金属细工日新月异，金银器、铜镜、漆器、织物在造型、纹样和意境上，都踏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文物的工巧程度用巧夺天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汉代以后的文物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其中尤其受到重视的，是书画和瓷器。“国画”一词起源于汉代，主要指的是画在绢、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最早的帛画出现于战国时期，发展至汉代，帛画的绘画形式已比较成熟。但帛画主要用于丧葬，真正使书画成为高雅的艺术，是纸的出现和革新。纸的出现犹如天赐甘露，让人文艺术的普及有了最便利、最广泛的物质基础。书画同源，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师法自然，以形写神，使得中华文化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书画艺术的昌盛，使得“雅文化”正式成型。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被称为“八雅”，其中心就是书画。八雅文化互相借鉴，彼此陶冶，又推动着制器艺术的不断升华。

　　瓷器是雅文化的集大成者。当西方人还在使用粗陶土罐、木瓢石盏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制造出温润如玉、细腻多姿、造型精雅的各类细瓷器皿，还会利用不同温度烧制出梦幻般的各种美丽窑变，已能运用矿物在瓷器上画出青花、红釉、釉上彩、釉下彩等如诗如幻、如歌如梦的图画来，使“一团泥土”充满灵性。

　　它是迄今所见以绘画手法美化瓷器的最早器物，改变了人们对釉下彩绘工艺始于唐代的认识，把釉下彩的时间提前了近500年。壶身描绘了多种神异奇特的艺术形象，羽人、仙草、云气、神禽、异兽、比翼鸟、佛像、铺首等，图案布局繁而不乱，釉下彩画和贴塑浑然一体。

　　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从东汉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青瓷为主，唐代已是“南青北白”二分天下。宋代名窑四起，各种风格、工艺的瓷器频频出场，汝、官、哥、定、钧各自辉煌，互相映照；元代景德镇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铸就了我国瓷器发展史的里程碑，青花、釉里红的烧成,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瓷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明代开启了彩绘瓷的时代，五彩瓷是成熟于明代的釉上彩绘瓷，因此也称“大明五彩”。明清两朝，瓷器制造日新月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各色彩瓷争奇斗艳，官窑民窑各有所长，许多精美的瓷器产品流传至今，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代的智慧与风尚。

　　《雍正十二美人图》博古幽思：画中美人坐于案台前，凝望桌前，陷入了沉思。其身后为一排布满了装饰品的木架，架子之上有书籍，还有各色各式的瓷器作为装饰，左上方的花盆颜色淡雅，似汝窑的一抹天青，角落里的祭蓝釉色瓷碗尽显皇家气度。

　　赏鉴文物，其制作工艺之巧思精细固然令现代科技望尘莫及，其博大悠远之意境固然令现代艺术叹为观止，但我们更要明白，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片精神领地，它们不仅仅是物质的呈现，更有历代对于极致的创造和对品质的不懈追求。我们今天所见的各种文物，不仅是古人物质生活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创造、文化创造的见证。回望中华民族的一万年文化、五千年文明，每一件国宝文物都散发出悠悠古意，使我们思考自然之美与造化之妙。鉴往知来，她不啻为一盏明灯，不仅照亮未来，也照亮你我。